当前位置:必威体育网址新闻
必威体育网址新闻

范军 | 中国新闻出版业:波澜壮阔的七十年

2019-07-02 11:32:12(已浏览117次)

                                                                                                                                      

请刷以下二维码订阅必威体育网址书店集团官方微信平台!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摘要:本文回顾了70年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历程,阐述了其进行的不懈探索与大量实践,以及所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键词:新闻出版业 出版工作 70年

中图分类号:G231

 

70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① 今天成立了!”自此,中国新闻出版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闻出版业与共和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步相随,走过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一、奠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出版业(1949年10月—1956年12月)

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新闻和出版工作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伊始,旋即谋求建立共和国的出版业。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34个委、部、会、院、署、行中专门设立了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作为领导全国新闻和出版事业的管理机关。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即1949年10月3日,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② 在北京召开。会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特为会议题词:“ 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并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来自各大行政区③ 新华书店、各地公私合营书店、33个单位的116名代表。④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的讲话。他指出:“出版工作者,无疑问是文化战线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队之一。过去出版工作是为革命军事服务,为人民的政治斗争事业服务,现在,全国的生产建设事业开始了,出版工作就更要为生产建设事业服务。这对于我们的出版工作者就是一项新的任务。”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分别任命胡乔木⑤ 为新闻总署署长,胡愈之⑥ 为出版总署署长。


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于1949年11月1日开始办公,并着手建立相应的出版机构。1950年3月25日,出版总署作出《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要求“全国新华书店必须迅速走向统一、集中,加强专业化、企业化,并决定在北京成立隶属出版总署的新华书店总管理处,领导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各项业务工作”。此后,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兼具出版、印刷、发行业务的新华书店总管理处进行专业化分工,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新华书店,分别承担出版、印刷、发行业务。而新中国成立前大多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是出版、印刷、发行业务三位一体,不作专业化分工。实行出版、印刷、发行的三分开,是新中国对传统出版业的一项重大调整。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若干国家级专业出版社相继成立,科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人民铁道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一大批科技专业出版社也陆续诞生。


1950年9月15日至2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召开,提出了“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改进和发展书刊发行工作、改进期刊工作、改进书刊印刷工作等五项决议。之后,又先后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1952年8月16日,政务院颁布《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和《期刊登记暂行办法》,对经营者的资质做出明确规定。9月8日,出版总署印发《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首次明确提出对书稿实行编辑初审、编辑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的“三审制”。这项规定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一直沿用至今。12月30日,出版总署和邮电部联合印发《关于改进出版物发行工作的联合决定》和《关于改进发行工作具体办法的联合决定》,确定从1953年1月1日起定期出版物(报纸、期刊)由邮电局负责总发行。由此,形成了图书、报纸、期刊发行的工作格局。1954年7月3日,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出版中学、小学、师范、幼儿园课本、教材、教育参考书和工农兵妇女课本、教材的规定》,强调这类出版物一律由国营出版社出版。1955年7月22日,国务院⑦做出《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的指示》,指出“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对社会公关秩序的巩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都具有很大的危害,要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坚决有计划有步骤地处理这类出版物”。1956年11月30日,文化部⑧ 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业务的指示》。这些文件,对于之后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出版物监管、“三农”出版物发行工作,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私营出版业曾一度得到发展,1950年,全国共有私营出版社163家,到1952年底,发展到356家。1953年经过整顿,尚存290家。这些私营出版社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约有250家。1952年,私营出版社的出书品种占全国的51.7%,发行图书册数占全国的10.2%。⑨ 基于出版业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因此“对私营出版业,以各种方式加以利用、限制和改造,使之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到1956年底,国家完成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共有出版社97家,其中国营出版社80家,公私合营出版社17家。国营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社中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11.9%上升到82.5%;公私合营出版社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0.9%上升到17.5%。⑩


通过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出台和实施,新中国出版体系基本构建完成,出版物品种和数量实现大幅度增长。1950年至1956年间,共出版各类图书12.9万种,其中,1956年出书2.87万种,是1950年的2.4倍;总印数为17.84亿册(张),是1950年的6.5倍;总印张为43.57亿印张,是1950年的7.4倍。{11} 在这些图书中,既有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又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二卷和“五四”以来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多种,如《子夜》《家》等,还有中外文学作品,如描写中国革命斗争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反映抗美援朝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苏联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卓有成效,《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小说经整理校注出版发行。少数民族图书、各级课本出版数量和品种都有很大增长。报纸出版从1950年的382种、7.98亿份、6.51亿印张,到1956年尽管种数减少到347种,但总印数却增至26.12亿册、总印数增至24.47亿印张,分别比1950年增长3.4倍和3.8倍。到1956年,期刊出版增加到484种、3.53亿册、7.63亿印张,比1950年分别增长1.7倍、10.1倍和7.9倍。{12} 其中,《人民中国》《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中国文学》《中国建设》《民族画报》等期刊分别创刊出版。


二、曲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出版业(1957年1月—1965年12月)

1956年5月,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毛泽东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方针,文艺创作出现十分活跃的局面,也带动了出版业的繁荣发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三家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等优秀作品脍炙人口,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一批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接下来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出版界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严重挫伤了工作的积极性。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又片面追求高指标,出版业出现许多粗制滥造的现象。1958年3月10至15日,“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了“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倡议书”“向全国科技出版工作者的倡议书”“向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人员的倡议书”和“向全国地方出版社跃进竞赛书”等,{13}提出开门办社、搞发行,缩短出书发书时间。在此氛围笼罩下,许多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纷纷提出“跃进”指标,展现“跃进”速度,结果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现象层出不穷,造成大量的浪费。


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更使出版业出现萎缩甚至倒退。“大跃进”和自然灾害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纸张供给严重不足,从1960年6月开始,除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大专教材、影印外文科技书籍、民族文字和外文图书等可以基本保证用纸外,其他各类图书用纸被大幅度削减,有些门类和品种,如文艺书籍削减更为严重。


1963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斗争,错误地批判了一批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造成学术著作日趋减少,文艺作品中公式化现象日趋严重,涉及外国当代学术思潮、文学流派的作品几乎绝迹。


从1957年至1965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3.13万种。{14}这其中马列著作尤其是毛泽东著作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英、法、西班牙、俄、日等5种文字版以及盲文版,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民族文字版。1964年7月,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到1965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甲种本印制了2291万部,乙种本印出5602万册。从1964年5月到196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共印2800万册。{15}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还是有一些图书得以出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华书局组织点校了“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明经世文编》等文学、历史、哲学名著出版发行。在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出版了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华罗庚的《数论引导》、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等;在中外文辞书方面,1965年4月,上海的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出版了内部发行的《辞海·未定稿》上下两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汉大辞典》(修订本)、《俄汉大辞典》以及外汉双语辞书和专科辞书20余种。


从1957年到1965年间,报纸从364种减至343种。{16} 这一时期,报纸在鼓舞人民斗志,扩大社会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对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等重大事件的报道都载入了史册;对雷锋、焦裕禄等典型人物的宣传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但同时,在五六十年代“左”的思想影响下,不可避免地在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等的宣传上产生过重大失误。期刊从634种增加到790种。{17} 这其中的一些期刊至今还很有影响。如时政类的《红旗》(后更名《求是》),学术理论类的《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文学遗产》《考古》《文物》,文学类的《人民文学》《收获》,少儿类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科技类的《中国科学》《中华医学杂志》,科普类的《大众医学》《天文爱好者》等。


到1965年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印刷工业体系,全国书刊印刷厂已发展到76家,职工3.6万人;各类印刷厂1800家,职工17万人;主要产品产量排字 30.7亿字,书刊印刷472万令,多色印刷444万令,装订507万令,工业总产值3.07亿元。{18} 图书销售点从1958年的6843处发展到1965年的52198处。1965年销售图书185837万册、42589万元,比1957年分别增加56140万册、14238万元。{19}


三、挫折:“文革”时期的

出版业(1966年1月—1976年9月)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967年1月19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出版事业局也随之瘫痪,出版界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最早受到冲击、最早被“夺权”的领域。


随后,许多出版机构或被合并或被撤销,大批出版工作者被遣散,许多中外优秀出版物被当作“封、资、修毒草”付之一炬。图书、报纸、期刊分别从1966年的1.11万种、49种和191种下降到1967年的0.30万种、43种和27种。{20} 到1971年全国出版社由1966年的87家降至46家,职工4693人,其中编辑人员仅有1355人。{21}


“文革”时期的出版业几乎所有任务就是出版毛泽东著作。从1966年至1970年底,毛泽东著作语录、画像等的出版量已占到全国图书出版量的80.7%。{22} 此外,还大量出版了《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剧本、曲谱、画册。仅北京地区,从1970年至1972年6月底,不包括战士出版社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租型印数,《红灯记》等6种样板戏总印数就高达3000多万册。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1970年5月23日国务院“出版口”的成立才有所缓解。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新华字典》(修订本)于1971年出版,征订数达8482万册。{23}同年,中断五年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得以继续进行。1973年9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出版口”撤销,国家出版事业局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恢复或成立出版局,商务印书馆、荣宝斋、人民音乐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也陆续恢复出版业务。“文革”后期还出版了《马恩列斯毛论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中国通史简编》《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林肯传》等。《人民文学》《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期刊也纷纷复刊。这些出版物的面世,为“文革”中几近荒芜的出版业涂上了一抹绿色。


“文革”期间,印刷生产能力没有能够充分的发挥,也造成书刊印刷的畸形发展。据初步估计,“文革”十年使我国印刷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20年。当发达国家已普及采用激光照排、电子分色、高速胶印、装订机械化联动化的时候,我们还仍使用手工铅排、铅印、手工装订。就连数十亿册的毛泽东著作、语录也都要靠人工加班加点来完成。


这期间,新华书店主要发行毛泽东著作和少量政治读物,其他图书很少。出版物进出口贸易也受到严重的影响。除少数几种外文报刊可供出口外,专营书刊进出口业务的国际书店{24} 基本无书向外提供。许多单位停止或大量减少外国书刊的订购,国家使用宝贵外汇进口的许多书刊或被销毁或被查封。


四、重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

新闻出版业(1976年10月—1991年12月)

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文革”结束后,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求知若渴,对出版物的需求日益旺盛,这促成全国人民争读一本书的独特景象。对出版业来说,解决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所迸发出对出版物的渴望,与其数量品种严重不足的矛盾就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


为此,1978年3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这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红旗谱》《铁道游击队》《苦菜花》《唐诗选》《宋词选》《古文观止》《儒林外史》《悲惨世界》《高老头》《牛虻》以及契诃夫、莫泊桑、莎士比亚、易卜生等大作家的作品选集等。这35种中外文学名著的重见天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同年5月1日,在各大城市销售时,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读者排起长队抢购,仅北京市就零售发行30多万册。这在余悸未尽的年代,是一项非同寻常的举措,成为出版界思想解放的先声。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出版业逐步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面貌焕然一新。党中央、国务院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出版业十分关心,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它指明了出版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任务,强调“出版事业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我国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方针;第一次明确了出版物的双重属性,要求出版工作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这一纲领性的文件,对于之后出版业繁荣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79年12月8日至19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原定是关于提高书籍质量的议题,但与会代表围绕着地方出版社“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规定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会议最终决定,要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打破计划体制下地方出版社只能向本地作者组稿、出版“字大、图多、本薄、价廉”通俗小册子的窠臼,将具备条件的地方综合出版社分设为文艺、科技、教育、少儿等若干专业出版社,提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一下子解放了出版生产力。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但几乎公认,它对于恢复出版业的生产,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会后,一批在“文革”中停办或合并的出版社恢复重建,如春风文艺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纺织工业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等33家。同时,又新设立了一批出版社,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等。到1991年,全国出版社已增至465家,是1976年的6.2倍。{25}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管理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严重妨碍了出版业的繁荣发展。1984年6月21日至27日,全国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在哈尔滨的召开,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26} 印发《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由此,新闻出版业改革大戏一幕幕上演。许多出版社实行自主开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推行社长负责制以及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出版社由纯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出版物品种和总量呈现出大幅度增长。到1991年,出版图书达到9.0万种,总印数61.39亿册,总印张266.11亿印张,分别是1976年的7.0倍、2.1倍和3.0倍。{27} 一批代表国家水准的图书出版发行,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列宁全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1-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全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当代中国丛书》《乾隆版大藏经》《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通史》(10卷本)《机械工程手册》《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这一时期,出版报纸1524种、236.51亿份、205.77亿印张,分别是1976年的8.4倍、1.9倍和1.8倍;出版期刊6056种、20.62亿册、54.44亿印张,分别是1976年的11.2倍、3.7倍和3.0倍。{28} 一批之前停办的报刊纷纷复刊,并创办了一大批新报刊。如《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参考》《中国法制报》《中国日报》《北京大学学报》《江海学刊》等。


1979年,长沙会议的改革精神也很快扩展到图书发行领域。在没有行政规定的情况下,不少出版社办起邮购,开办门市,受到读者的欢迎。1980年8月,国家出版事业局印发《关于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业务关系的若干原则规定(试行草案)》,对此给予肯定。1980年12月,国家出版事业局发出通知,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局可有计划分步骤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为改变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图书发行管理体制和经营形式,国家对新华书店独家经营,出版社和书店之间实行的征订包销制度进行了改革。1982年5月,文化部向中宣部提交《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在图书市场放开批发渠道,打破图书发行业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经过几年的实践,在全国初步形成了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新的图书发行网络,基本理顺了图书的生产、供应、销售三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印发《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国有书店推行放权承包,进一步放开批发渠道、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以及集体书店参与图书二级批发,通过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到1991年,全国发行网点增至100346处,比1978年多出14237处,{29} 其中所增出部分多为1984年以后出现的集体、个体书店、书摊和书亭等。一批报刊也开展经营活动,走上自办发行的道路。 


与此同时,出版界开始注重通过版权转让、合作出版等多种方式,开展出版对外贸易。一批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药、烹饪、武术、养生、语言类图书版权被输出到海外,如《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大纲》《中医辨证学》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民工潮》等一些关于我国当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图书也有输出。尤其是,1984年英国培格曼出版社购买了《邓小平文选》英文版权,第一次把邓小平理论传播到西方。同时,一大批国外科技出版物以及教育、商业、法律类图书被引入国内,其中反映世界信息、能源、材料和生物科学与技术最新水平的出版物更是成为了重中之重。像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购入版权出版的大型工具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全书10卷,收录条目7万余条,约2400万字,附图5000多幅,{30} 以及《爱因斯坦全集》《廊桥遗梦》《第二次世界大战丛书》等。对外合作出版更是改革开放初期常用的方式。1979年,经国家科委和国家出版局批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合作出版了《少儿百科全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社与外国出版社首次合作出书。{31}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南斯拉夫评论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大型投影画册《中国》。其内容由中方提供,南方与欧洲、美洲、亚洲12个国家合作,在意大利印刷,以英、意、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出版发行10多万册。该书通过300多幅照片,{32} 再现了我国古代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为世界了解我国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此外,像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分别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精选英汉汉英词典》《英汉双解牛津初级英语学习词典》,在我国都很有影响。1986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有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35个国家和地区、1055家出版单位参展。{33}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举行,使更多国外优秀出版物进入我国,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缓解“书荒”,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优化: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时期的

新闻出版业(1992年1月—2001年12月)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10月12至18日,党的十四大召开,以此为标志,新闻出版业进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在经历重构时期高速增长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一些弊病。由于出版单位数量增长过快,而大量合格的编辑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衔接不上,致使书报刊出版质量总体水平下滑;部分出版单位片面追逐经济效益而损害社会效益,抢夺“热门”选题,重复交叉出版现象严重;内容相近、质量不高的书报刊品种过多过滥,使得负担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宣传任务的重要报刊和优秀图书发行量下降;个别出版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不落实,出卖书号、刊号、版号,拱手出让和放弃管理权,出版格调不高、粗制滥造、宣扬色情暴力、封建迷信乃至有严重政治倾向的出版物。针对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新闻出版署提出,要深化改革,从总量增长型为主要特征向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转移。并制定了出版物重点规划,重新对出版社和报刊社以及书店、批发市场、印刷厂等进行总体规划布局,治理整顿“小报小刊小印刷厂”,基本扭转了单纯数量扩张、盲目铺摊子、低效运行的局面。这一时期,图书品种有所增长,但总印数却出现回落,并呈现出分众化、多层次的特点。1994年国家停止出版内部报刊2000余家;1996年又压缩了行业报刊、逐步取消了省市行业报刊;1999年继续对全国报刊结构进行调整,对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容重复的报刊予以合并,精简报纸300种、期刊443种。{34}


与此同时,还加强立法工作,将新闻出版政策措施纳入法治轨道。《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以及一些部门规章相继出台。1997年1月2日,国务院以第210号令的形式,颁布了《出版管理条例》,并自1997年2月1日起实施。《出版管理条例》首次以国务院法规形式确定我国出版业的基本构成和基本范畴,明确出版单位设立与管理、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和发行、保障与资助、法律责任等条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出版行政法规,在《出版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起着出版管理基本法律规范的作用,成为出版活动和出版管理的基本准绳和重要遵循。


这期间,出版单位集团试点工作也陆续开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以及湖北新华书店集团、辽宁省发行集团、河北省新华书店集团等相继成立。另外,许多出版单位通过借鉴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单位内部实行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形成了单位员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运行机制,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意识。


在出版市场流通方面,1996年6月1日,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三建二转一加强”,即重视批发市场建设、推行多种购销形式建立新型购销关系,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转换出版社自办发行的观念和机制,转换国有书店的经营机制,加强农村发行。随后,以新华书店为骨干,以大中城市为重点的连锁经营网络和物流配送迅速起步,出版物市场地区封锁被逐步打破,各地纷纷成立图书批发市场,一批民营书店被授以“二级图书批发权”,就此催生了数千家民营书店,形成了长沙黄泥街、武汉武胜路、西安东六路和北京金台路等四大书刊批发市场。{35}


在书报刊印刷、音像制作、光盘复制领域,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成立一批中外合资印刷企业。这段时间,也是台资印刷企业进入大陆最为密集的时期。仅1992年至1994年3年间,上海市就有14家台资印刷企业陆续成立。中国唱片总公司与镭联美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新大陆音像制品有限公司,与日本JVC公司合资成立光盘复制公司,人民教育出版社与新西兰谢博特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中新文化教育有限公司。在书报刊和音像制品发行领域,1994年,佛山青年服务公司、中华商务贸易公司与香港三联书店合资创办佛山联合图书有限公司,销售内地版出版物和联合出版集团(香港)的出版物。在报刊出版领域,许多国外科技、医疗、时尚、生活类期刊通过合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上海译文出版社与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了《世界时装之苑》,1992年,中国科学院与美国IDG集团出资出版发行了《中国计算机报》《计算机世界》,1994年,人民邮电出版社与丹麦艾格蒙国际集团合资成立的童趣出版公司出版了中文连环画月刊《米老鼠》等。天津市的《今晚报》与北美、南美、欧洲有关国家合资创办《今晚报·美国版》《今晚报·南美版》《今晚报·欧洲版》等。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文化市场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按照有关承诺,入世后我国将开放书报刊零售市场,乃至全面开放出版物批发市场。由此,60多家外资企业在我国大陆设立了办事机构,{36} 包括德国的贝塔斯曼、美国的西蒙·舒斯特、英国的朗曼和日本的讲谈社等国际出版巨头。在印刷领域,基本实现全面开放,允许外方在华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允许外方在华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从事包装装潢印刷业务。随着印刷市场的放开,大量外资和港台资本进入内地市场,尤其集中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我国俨然成为国际印刷的重镇。


六、转型:文化体制改革中的

新闻出版业(2002年1月—2012年12月)

从2002年开始,在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指引下,新闻出版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以企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为重点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开始破题。为抵御国外大型出版传媒企业抢滩我国出版市场,组建集团进入高潮,绝大多数省市和行业纷纷将本系统的出版、发行、印刷、物资供应等企事业单位乃至专业学校整合到一起组建集团。组建出版集团是我国出版组织结构的重大调整,通过“有形的手”将资产、设备、技术、人员和信息等生产要素进行资源整合、合理配置、优化结构,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以提高新闻出版单位的整体实力。   


但随着改革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集团体制性的弊端和机制性的障碍也随之显现。它们中的大多数尽管实行的是企业化管理,但还是事业单位。这种把公益性出版事业与经营性出版产业性质与功能混同在一起的法人体制,使得其在组织结构、内在动力和运行方式上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既难以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出版文化服务,又难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壤中扎根成长,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新型市场主体,也使得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战略重组困难重重,融资渠道堵塞,严重制约新闻出版事业繁荣和出版产业的发展。


2003年6月27日至28日,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了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出版发行单位就占到21家。大众日报报业集团等8家报业集团和报社,中国出版集团等7家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等6家发行集团先期进行了改革试点。在总结试点单位经验的基础上,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由此,新闻出版业体制改革全面推开。


除保留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藏文出版社、盲文出版社和公益性报刊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新华书店等为公益性出版事业单位外,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初步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新闻出版领域战略投资者和出版市场的主导力量。截至2012年9月,580家出版社、3000家新华书店、38家党报党刊发行单位、3041种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企。{37}


同时,新闻出版总署{38} 还积极构建覆盖城乡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农家书屋工程、民族文字出版工程、全民阅读工程等。特别是农家书屋工程的建设,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到2012年8月,已建立农家书屋60.05万个,投入资金180多亿元,配备图书9.4亿册、报刊5.4亿份,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1.2亿(盒)张,覆盖了60多万个行政村。{39}


在对外开放方面,2003年5月,《设立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的暂行规定》开始实施,我国正式向外资开放图书发行领域。同年9月,修订后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生效,取消了包括图书批发特别是总发行所有制、上级主管单位和行政法规及新闻出版部门规定其他条件的限制,同时提高了资金门槛和专业资格门槛。2004年6月,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独资创办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获准进入内地的图书发行公司。同年10月,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与辽宁出版集团合资组建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国有资本与外资共同组建的图书批销企业。按照同等的国民待遇,同时允许民营发行企业从事图书二级批发和总批发业务。2003年9月,文德广运发行集团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翌年4月,北京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首获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和全国性连锁经营权许可证。


在开放国内印刷和发行市场的同时,新闻出版业把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分别出台扶持新闻出版走出去的8项政策措施,《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若干意见》,与国务院新闻办共同制订“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中外图书互译计划”,接连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和“边疆地区新闻出版走出去扶持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在这些政策措施的支持和鼓舞下,许多新闻出版单位积极推行走出去的战略布局。在图书版权输出方面,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出版发行的小说《狼图腾》,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人民出版社出版将反映中国改革发展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等35种图书版权出让给英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在图书合作出版方面,外语与教学研究出版社先后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等10多家国际出版企业合作,出版100多种学习汉语的教材,销往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人数超过一亿人。{40}在报刊输出方面,《中国》《读者》《知音》《国家地理杂志》《新民晚报》《中国日报》等我国的品牌报刊分别进入美洲、澳洲、日本等国市场。在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输出方面,2007年至2011年间,“中国知网”机构用户遍布42个国家和地区,数量达1200多家,用户类型包括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公共图书馆、企业等。{41} 在出版物发行方面,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与法国拉加代尔集团合作,将我国精品外文图书在该集团遍布欧洲、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等地的100多个机场、350多个火车站、330多个地铁站和450多个商业中心落地销售。{42} 自2005年我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在德国举办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以来,参加国际展览人数和版权输出都逐年增长。特别是2009年我国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设立了中国主宾国活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海外举办的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是最大的一次出版交流活动,我国参展的出版机构有272家,展品上万种。{43} 2012年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来自中国的180余家出版社、1万多种图书、300多场活动、1859多项版权输出汇聚于2019平方米的展区,在英伦半岛刮起了“中国旋风”。{44}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经过多年培育,已成为与纽约书展、伦敦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并列的世界四大书展之一。尤为可喜的是,世界重要书展纷纷邀请我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我国在国际出版界的影响力愈来愈大。


七、创新:在十八大和十九大

精神指引下的新闻出版业(2013年1月—)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业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目标,守正创新、攻坚克难,在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文化自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针对一些国有文化企业改革不到位、两个效益相统一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情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9月14日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随后,2018年12月,中宣部又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明确可量化的标准,包括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指标。许多出版发行企业按照两个文件的精神,积极探索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实行企业党委成员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保证了党委对出版导向、重要人事和资产配置的决策权,也保证了董事会把党委的决定贯彻到企业的运营和管理之中。同时,还在出版集团和上市公司设立总编辑岗位,建立健全编辑委员会,统筹重大选题策划,组织重点产品生产,履行内容把关终审职责。由此,一批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国声音、培育民族精神、凝聚社会共识、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用典》《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毛泽东年谱》《邓小平传》《理论热点面对面》《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90年史话》等主题图书成果丰硕;王安忆的《匿名》、贾平凹的《极花》、毕飞宇的《医生》、格非的《听音》、严歌苓的《芳华》、徐则臣的《王城如海》、梁晓声的《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张炜的《狮子崖》等原创文学作品深受读者欢迎;《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沐阳上学记》《我的影子在奔跑》等成为儿童文学中的佼佼者;《基因传》《当自然赋予科技灵感》等科技及科普类图书具有较高的质量。


2017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在国有企业改革大框架下,充分体现文化例外要求,积极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2018年2月26日,财政部和中宣部又联合印发《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许多已转企的出版社、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进行了国有独资或国有文化企业控股下国有多元的探索与实践。这一时期,在坚持出版权特许经营前提下,江苏、北京、湖北等三省市探索了制作和出版分开试点工作。一些出版物印刷发行企业尝试引入其他领域国有资本或非公有资本,开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中国科技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山东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和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相继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随着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界限,成为覆盖广泛、快捷高效、影响巨大、发展势头强劲的大众传媒。这无疑对传统出版业提出全新的挑战,出版生产和传播尤其是都市类报刊、实体书店数量较以往都呈现出明显下滑趋势。传统出版如何拥抱网络、与其融合发展,成为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2014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45} 和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推动新闻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辽宁出版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中文传媒等新闻出版企业不断改革创新,努力打破时空和终端界限,在内容、产品、载体等方面融通融合,运用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网络技术激活多年所累积的内容资源,进行多种创意与多次开发,生产多种产品,实现出版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人才队伍的共融互通,努力形成一体化的组织机构、传播体系和管理机制。新华书店总店、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新华文轩等国有发行企业在巩固传统发行主渠道地位的同时,加快网上发行主渠道建设,运用现代化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形成新的出版传播力。为对实体书店给予扶持,2016年6月,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文化部、税务总局等11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乡镇网点为延伸、贯通城乡的实体书店建设体系,形成大型书城、连锁书店、中小特色书店及社区便民书店、农村书店、校园书店等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此举开创了国家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先河。随后,安徽、浙江、四川等省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实体书店的发展。


为配合“一带一路”建设,2014年底,“丝路书香”工程获批立项,成为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由此,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目标对象,不再仅仅聚焦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同时也要关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相对紧张,民族冲突、宗教矛盾问题比较突出。除个别国家外,多数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出版物购买力较弱。同时,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也各不相同,对我出版物不一定认可和接受。不管是出版物还是出版企业走出去都面临着一定新的风险和新的挑战。随着丝路书香工程的实施,在英文版权贸易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其他语种特别是小语种版权贸易实现较快增长,语种结构也不断改善。一批解读中国梦、传播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文学、少儿、历史、对外汉语教材等类型的图书占据了重要位置。这包括蒙语、越南语、泰语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马来语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的《双赢的未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印地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的《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等。目前,至少有16家出版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引入本土化运作机制,通过当地的翻译、出版人才来推广我国优秀的出版物。在这些走入丝路国家的主体中,既有国内大型出版集团,如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也有单体出版社,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还有民营出版机构。在合作方式方面,既包括投资或并购现有海外机构,也包括与境外文化企业合作经营,建立海外分社、翻译研究出版的中国主题编辑部等。同时,新闻出版界还通过参加国际书展主宾国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加大对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力度和广度。这一阶段,我国除继续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书展、意大利博洛尼亚儿童书展、巴黎图书沙龙、莫斯科国际书展等综合性和专业性国际书展外,还先后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新德里世界书展、开罗国际书展、加尔各答国际书展、突尼斯国际书展、阿布扎比国际书展、布拉格国际书展、贝尔格莱德书展、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等。其中,由81家出版单位组成的我国代表团携5000多种出版物在2016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上亮相,达成588项版权协议及172项合作意向。在第23届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上,我国50多家出版机构的3000多册精品图书参展。这两个书展我国均以主宾国身份参加,参展规模和版权贸易成果均创新高。{46}


经过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艰辛探索、砥砺奋进,新闻出版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党委领导,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新闻出版宏观领导体制不断完善;坚持正确导向、富有活力的新闻出版微观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覆盖全社会公共出版服务体系大致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出版产业初步确立;传播健康出版产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竞争有序的出版市场环境进一步净化;推动新闻出版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70年来,新闻出版业之所以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探索、不懈实践,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生产经济发展“两个规律”,妥善把握文化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两个属性”,不断深化对人民“两个文化需求”的认识,坚持新闻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两手抓、两加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效益”相统一,不断以思想的新解放、理论的新发展,推动新闻出版业发展实践的新创造。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回顾新闻出版业7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浮现在眼前,令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业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新闻出版业必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推动新闻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去谱写更新更美的篇章,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

②由于当时的新华书店是集出版、发行、印刷于一体的出版机构,因此这次会议不仅是新华书店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③当时全国分为东北、华东、西南、西北、中南和华北六大行政区。

④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474.

⑤胡乔木(1912年6月—1992年9月28日),原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从1941年2月起至1969年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还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员会常委等职。

⑥胡愈之(1896年9月9日—1986年1月16日),原名学愚,浙江上虞人。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⑦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国务院设立。

⑧1952年2月12日,新闻总署撤销,其报纸管理的有关工作划归出版总署。1954年11月30日,国务院决定不在设立出版总署,其所有出版行政业务划归文化部,文化部内设出版事业管理局,履行对全国出版业务指导的职责。但凡涉及出版管理的重大事项,均须向文化部或经文化部向中宣部请示定夺。

⑨⑩{18}吴江江. 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与经济政策研究[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9,11.

{11}{12}{14}{16}{17}{19}{20}{25}{27}{28}{29}根据1995年12月新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编的《新闻出版统计历史资料简明手册(1949—1994)》整理。

{13}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9)[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388-398.

{15}刘昶. 红星照耀下的出版发行之路[N]. 出版商务周报,2009-08-23.

{18}吴江江. 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与经济政策研究[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11.

{21}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368.

{22}{23}钟楚. 闪光的足迹  光荣的历程——半个世纪新中国出版业回眸[J]. 中国出版,2001(1).

{24}国际书店,又称中国国际书店,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前身,我国创办最早的图书进出口公司。1949年12月1日成立于北京。建立初期,除主要经营书刊进出口业务外,还承担进口书刊的国内发行工作。

{26}1982年5月5日,成立于1973年的国家出版事业局与文化部等四部委合并组成新的文化部,内设出版事业管理局。1985年7月25日,文化部出版事业局改称国家出版局,仍由文化部领导。1986年10月6日,国务院恢复国家出版局为国务院直属局建制。1986年1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国家出版局,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局,统管新闻出版工作。1987年1月13日国务院正式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此,出版业业务扩展称之为新闻出版业。

{30}我国出版对外开放30年[M]//郝振省. 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9.

{31}仲辉. 我国出版物进出口贸易发展概况[J]. 出版史料,2002(4):21.

{32}王华. 中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合作专题报告[M]//2007—2008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2008:147.

{33}张延华. 中外出版界的一次盛会——记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M]//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中国出版年鉴,1986. 北京:商务印书馆,186:38.

{34}范军,李晓晔. 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73.

{35}范军. 我国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4).

{36}郝振省. 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9.

{37}李长春. 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3.

{38}2001年4月30日,新闻出版署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

{39}印刷发行管理司:2012年全国印刷发行管理工作[J]. 中国出版年鉴,2013:36.

{40}范军. 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上)[J]. 出版发行研究,2011(12).

{41}{42}张福海,范军:新闻出版业走出去工作指南(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49,225.

{43}张福海,范军:新闻出版业走出去工作指南(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82.

{44}息慧娇.“十二五”时期出版业走出去发展概况[M]//“十二五”时期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219.

{45}2013年3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组建成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随后,全国31个省区市中,除上海、天津、青海3个省市广电与文化部门进行了合并外,其余28个省级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完成整合。

{46}范军. 从“丝路书香”工程的实施看2016年我国出版走出去[M]. 北京:国际出版周报,2017-01-09.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

上一篇:2019年4-5月馆配数据简介

下一篇:在平西,必威体育网址书店集团党支部迎接党的生日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晓月中路15号 通信地址:北京100165信箱58分箱 邮编 100165
京ICP备05020216 京工网安备1101055226号 企业网联系电话:(010)51438155-811
北京必威体育网址书店有限公司 E-mail: rtbook@rtbook.com